中国古代文论有足够的美学品性，作为文艺美学的基础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它们不是抽象思辨的产物，而是在充分的审美经验（包括创作的和鉴赏的）中加以概括和升华的。中国古代文论的作者们本身就是著名的诗人、作家或画家、书法家，其论著多是创作经验的总结或权威性的鉴赏批评。文论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像《文心雕龙》那样“体大虑周”的文论巨著固然不多，但更有相当多的论著既有具体的品评，又有内在的逻辑框架，如钟嵘的《诗品》、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黄休复的《唐朝名画录》、张怀瓘的《书断》、严羽的《沧浪诗话》、胡应麟的《诗薮》等等。还有大量的是在书信、序跋、杂论之中。中国古代的论诗诗，也同样是内涵颇为丰富、审美判断的价值观非常明显的文论样式。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戴复古的《论诗十绝》、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等。那些散见于笔记、杂文中的文艺批评见解，更是数不胜数。这些文论来自于作者丰富的审美经验，尤其是对艺术创作的甘苦之言，他们作为大诗人、大艺术家的身份和对文学艺术的透彻领悟，使其谈文论艺之作，具有穿越时空的理论魅力。如宗炳的“澄怀味象”，顾恺之的“传神写照”，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等，都是有着恒久的理论生命力的。
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只有经验性和直观性而缺少抽象思辨的看法，笔者是不能苟同的。古代文论固然有足够的经验性和直观性，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就是零碎的、不成系统的。中国古代文论在某些方面来看，既不缺少哲学背景，又不匮乏抽象高度。有些重要范畴或命题，是在典型的中国哲学中生长出来，又和文学艺术创作的情境密切关联。如刘勰所说的“意象”“以少总多”，严羽所说的“妙悟”“言有尽而意无穷”，王国维的“境界”等，都是如此。它们是有充分的文艺美学品格，又有足够的抽象程度。
在笔者看来，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的学者无须那么多的焦虑，也用不着在“现代转换”上费尽脑汁，因为古代文论中的好多元素本身就并未在当代美学中“退场”，活跃在美学和文论的场域之中，试想：如果将古代文论的这些话语都在文论和美学中抽空，恰恰会使现有的理论格局变得支离破碎！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应该有美学上的充分自信。尤其是文艺美学，无论是前缘还是前路，古代文论都是内在的血肉！笔者以为关键在于学者本身的理论素质、哲学修养、艺术品格。自身理论修养的提高，对于中外美学的贯通理解，可以使古代文论这个看似古老的东西生机无限，魅力无穷。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大师做出的成就，就是我们现成的榜样。我们没必要“舍家逃走”。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在文学艺术的范围内，古代文论是必须得到深入发掘的，而且它又是“活的”，必成为这个工程中特别具有审美魅力的重要部分。
*作者张晶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王丹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