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伊始，中办、国办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不仅阐述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而且概括了主要内容，明确了重点任务。这就使这项举国上下共同进行的伟大工程有了清晰可见的“路线图”，有了操作的依据。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总体格局中，文学艺术是其特别重要的主体部分。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全面深入地实施这项伟大工程，是关乎中华民族精神走向的大事！如何传承和发展文学艺术中蕴含着的优秀传统文化这篇大文章，不仅意义非凡，而且必须马上起而行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对文艺界提出的四点希望，其中第一点就是“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这也正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实施此工程的目的和落脚点！
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学者，我时常思考中国古代文论在中华传统文化格局中的功能与地位，当然更多的还有古代文论在今天的美学与文艺理论中所能发挥的作用。现在看来，从文艺理论的意义上来考虑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文论的内涵与建构作用，不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要唱主角的。
如所共知，美学对于文学艺术的现状批评和发展态势，是主要的理论基石，也是其批评标准的依据。对于当下中国的文艺创作和学科教育来说，文艺美学是近几十年来应运而生的学科体系。它有着深厚的中国文艺传统的土壤，同时又有着鲜活的批评功能。在我看来，文艺美学的确立及发展，是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其主要资源的。
笔者近年来为艺术类研究生讲授《文艺美学》课程，又写了为数不少的文艺美学论域中的文章，渐次对文艺美学有了一些体会，觉得对古代文论应该有充分的自信，没有必要为古代文论的前途或命运怀着“中心摇摇”的殷忧。因为在中国美学理论众多成果之中，时时可见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子。对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怀疑的声音一直存在，但它经过近四十年的建设，有了那么多自觉建构的理论成果，仅是以“文艺美学”命名的专著或教材也在十部以上，论文更是不计其数，想要对它视而不见，也难！
文艺美学在中国被提出，在中国的文化根基中生长，在某种意义上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结果。文艺美学介乎于美学和文学艺术之间，研究各门类之间一些共同的审美规律。文艺美学在框架上固然有足够的哲学美学的笼罩，但又有明显的经验层面作为学科基础。中国古代文论（本文将传统意义上的文论即文学理论，扩展为文艺理论，将画论、书论、乐论等纳入其中）留下了那么多的论著、范畴和命题，在文艺美学的学科内涵中是难以取代的，它的当代价值、现实意义用不着我们外加给它，也用不着我们挂在嘴上，耳提面命，它是内在于文艺美学这个具有强健生命力的新兴学科的。或者直接地说，如果不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不是在中国的文学艺术氛围中，不是在中国文论传统的助动下，文艺美学的产生是难以想象的。对文艺美学有创建之功的几位著名学者，如台湾的王梦鸥教授，大陆的胡经之教授、周来祥教授、杜书瀛教授和曾繁仁教授等，都有着深厚而系统的古代文论修养和造诣。王梦鸥的《文艺美学》于上个世纪70年代问世，大多数学者谈到“文艺美学”学科源头时提到这是最早以此命名的专著。一般认为，王梦鸥这部著作，只是为这个学科的诞生留下了“文艺美学”这样一个名字，而其中的内容和我们现在的文艺美学体系相去甚远。此言有一定道理，但似乎少了点儿历史性眼光。以我们后来见到的几部关于文艺美学的体系性专书的框架来看，王梦鸥的《文艺美学》还没有明确地将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角度进行建构，但其书中的各部分，决非游离于文艺美学的性质之外。其中，意境论作为王氏“文艺美学”的重要部分，很明显是源自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再如胡经之在大陆是文艺美学作为学科的首倡者，其代表作《文艺美学》是文艺美学学科支撑的最为主要的几部专书之一，具有典型的体系性。其中多有中国古代文论的发掘与升华，如“艺术形象：审美意象及其符号化”，“艺术意境：艺术本体的深层结构”等章节，都是从中国古代文论中生发出来的。杜书瀛主编的《文艺美学原理》，也同样是从古代文论中发掘了许多相关的命题，加以理论提升。如第四章“文艺创作中的美学辩证法”，其中的“写真与写意”“形与神”“虚与实”等，都是在古代文论的命题中生长出来的。此外，还有一些专书如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张世英的《进入澄明之境》、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韩林德的《境生象外》等，这些著作并未冠以“文艺美学”的名号，却是很地道的文艺美学著作。其中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