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生成与传播变化
研究者张穗华在《媒介的变迁》中指出，书籍培育并维持了个人思想在公共空间中的发展。电视则将公共思想带入了个人的空间，电视屏幕是我们个人思想的集体延伸。电视屏幕向我们展示的是由“我”作为其中一部分的集体所处理的信息。而计算机创造的集体思想不同于电视的公共思想，它不仅是关注的对象，还是进行处理的主体，它将使用者纳入过程之中。
换言之，网络时代使得公众的主体性得到集体性复苏。信息和思想不再被垄断，网络空间既是思想的生产地、集散地，又是思想的消纳地。公众既是思想的消费者，也是思想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对他们而言，网络空间的传播既是和自己对话，也是向别人喊话。只是由于信息巨量的原因，部分个人思想获得回应，经由网络化扩散成为共享的思想，部分个人思想则陷入沉寂，单单成为个体生命周期记录的符号化存在方式。
同时，由于这种以自我生命历程为基础的思想生成是以自身体验为特征的，总免不了呈现自我书写的私人化。但这种私人化与电视装置在家庭中的私人化后果不同，后者主要指的是电视作为家庭组织者的地位逐渐遭到削弱，电视消费越来越私人化，电视逐渐地失去了家庭公共装置的特征。网络媒介时代的私人化书写表现为我想说，以及说我所想，且在相当的程度上，它不过是对自我生活的描摹。
全球性媒介与国家媒介
按照对媒介的控制和支配来源进行划分，包括全球性媒介和国家媒介两种。对于前者，英国学者史蒂文森注意到，媒介越来越被大型跨国公司拥有和控制，这些公司与某个特定国家的文化关联甚微。这就意味着支配的主要动力是市场而不再是国家。对后者而言，意味着国家能对媒介设置更多的规范。显而易见的是，前者关心的是经济交换，后者关心的是认同感和归属感。全球性媒介和国家媒介遵循不同的逻辑，即一个是扩张的逻辑，一个是领土的逻辑。从根本上来说，两种逻辑难免存在冲突。一方面，全球性媒介的扩张逻辑出于获得更广泛的传播认同及资本获利需要，不断地要冲破领土逻辑的羁绊。另一方面，领土逻辑背后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事实上的传播主权版图，能进入特定版图往往就意味某种意义上的妥协。即便今天广泛热议的互联网主权与互联网自由传播的话题，也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围绕领土逻辑之争。略有不同的是，全球性媒介、资本等这样的话语被更具价值优越感的话语所取代，如互联网传播秩序、网络主权等。
就未来发展而言，虽然全球性媒介和国家媒介的逻辑分殊导致二者的冲突不可避免，但伴随国家推动媒介的全球化，以及全球性媒介本土化策略的实施，新的媒介规制共识和一定程度上的冲突调和也势必成为可能。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社会学系）
（编辑：曹琬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