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并不是没有黑暗的时候”
王宁的记者职业生涯始于2004，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本科毕业后，她进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参与主创并主持“中国之声”“直播中国”等节目。初出象牙塔的她“还是个什么都不懂得小姑娘”，以她自己的话来说“甚至有些其貌不扬”，“如果在普通之前可以增加一个前缀，跟我所从事的职业相关，那就是我是一个热爱文学的，热爱写作的普通大学生。”师姐笑着，回忆那时青涩的自己。
报道《伊拉克战争特别直播〈海湾零距离〉》《特别直播关注“非典”歼灭战》《奥运会特别直播〈直通雅典〉》；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报道《神州六号发射特别直播〈再探苍穹〉》；摘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特等奖……这一长串的字符都是王宁于央广工作期间取得的成绩。而这一切耀眼的光环背后，是汗水与泪水的交织。第一次接触到重大的新闻事件，第一次从事大型直播，第一次直面理论与实操的巨大差距，第一次对自己发问：做新闻时要将自己摆在什么样的位置？我说的每一句话要对谁负责？第一次真切意识到校园与社会之间那堵坚实的高墙——“这一扇门是非常难推开的，就是我们从一个大学生变成一个职业者是十分曲折的。打开这扇门需要特别的痛苦、失败和沮丧的经历。”庆幸的是，王宁师姐拥有着始终信任支持她的团队，悉心指点的前辈与志同道合的伙伴。“我还要感谢那个时候自己，如此勤奋，不知倦怠。伊拉克战争这个特别直播，我们一直都是在连轴转，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常常是一场直播结束已至凌晨两三点，走在人影稀疏灯火明灭的长街上，王宁会生发出一声“年轻真好”的感慨，“做新闻就是要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那段每天高强度工作，大量输入与输出的日子，是王宁最纯粹最快乐的时光。可实际上，这也成了她最疼痛的一段回忆。王宁师姐的外公在她直播报道伊拉克战争接近尾声之际永远地离开了她。“我是在姥姥姥爷家长大的。姥爷教会了我写第一个毛笔字，教会我背第一首唐诗。我背琵琶行的时候，是姥爷在我的面前，所以我人生当中所有的养分是从这开始的，包括他们给我的爱，让我知道如何爱这个世界，都是从这开始的。”师姐谈到这时，眼圈发红，声音哽咽。彼时年轻的她根本无法承受这残忍的一切，在报道的尾声，她连夜乘车返回老家石家庄，只为赶着见上老人最后一面。“当我站在病床前，看着昏迷不醒的姥爷的床头，那个红色的老旧式小收音机的时候，我知道了我的职业的尊严。我知道了我的理想，我知道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2012年在央视开始主持《面对面》，可谓王宁职业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我人生当中很感恩的经历，我能有机会进入到我少年时期就非常向往地方——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进入到《面对面》这样一个人物专访类节目。”那时的她已经是央视主持人大赛的冠军，有了多年文化类节目的积淀，“我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媒体人了，没想到，进入《面对面》后，我所有的一切都被打碎。”她发觉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甚至怎样提出一个小小问题，也要重新学习。“在《面对面》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收获是我的那些被采访者所带来的。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大开大合，给了我从未有过的体验，他们让我渐渐洞悉生活的模样。”
谈到这些年来她的受访对象，王宁情绪激动起来，“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那样触动人心。”她还记得，当她深入新疆调查张辉张高平冤案时，当她采访完这对背负深冤的叔侄后，她久久无法入眠。“其实采访这样的人，最痛苦的地方在于如何平等地面对他们，他们既不需要你的怜悯，同时他们也不想自己被塑造成英雄，让你去夸赞他们。你真正需要做的事，是静下来耐心地去了解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是什么支撑他们这十年，走到今天？此时此刻的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想要做什么？他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王宁谈及的第二个受访对象是一位15岁山西少年的母亲，一位在校园霸凌事件中丧生的男孩的妈妈。与近年来频繁曝光于大众视线下的校园霸凌事件一样残忍，这位15岁男孩在网吧里被毒打四小时致死。“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刺痛的经历，”师姐如是说，“因为那是一位十分不善言辞的母亲，只是哭。我要怎样在不再揭开她伤疤的前提下，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在采访完这位母亲后，王宁师姐又去了男孩生前所在的学校，尝试着联系相关督导组人员。“我打了6个人的电话，很多遍，却一遍遍地被挂断。好不容易接通了一次，得到的答复却是‘这是绛县的事情，你们外地人别管。’”那是身为一个记者真正无助的时刻。“孩子的母亲只是想要得到一句‘对不起’，也是这么的难。”那天天特别冷，是个阴天。站在山西的大风里面，她忽然更加明白——“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候，只要我们不被这份黑暗所遮蔽，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要我们不被这样的卑下所屈服。”她也更加坚定，“我才知道其实做一个记者需要走的路有多长，我们要扛起的责任有多重。”
光明并不是没有黑暗的时候，纵身处黑暗，伸伸手也能触到那一丝微光。师姐坦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自身的新闻理念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受众喜欢寻求刺激，喜欢看夸张的标题和激烈的矛盾冲突。”师姐抿了口茶，继续说道，“早期的我也是这样，我永远充满激情，充满斗志，我要去揭露丑恶，我要做勇敢的‘新闻斗士’！”这些都曾使她自豪。“可今天的我已经不这样想了，这世界还有很多的暖意需要传递，这世界还有很多的善良需要表达。那作为一个记者，作为一个观察者，我们不能每天都去揭伤疤，每天都去让这个世界充满痛苦。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很朴素的这个时代的记录者，我记录下感动和美好，记录下爱，也传递着爱。我让人们看到美好的希望，生有可恋，在苦难当中仍然有希望。这是我作为记者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新闻人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