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取决于经济中需求和供给的相对平衡。在经济学中，对应着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重要概念。我们之前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做法是增加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出口，这被称为需求侧的“三驾马车”。但就供给侧而言，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国内部分产能出现过剩而创新乏力；另一方面，老百姓日益增加的更高层次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2016年1月2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经济领域实行以提升产品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来吸引消费的供给侧改革一样，文化产业也需要实行供给侧改革，那就是直面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的矛盾，进一步坚持文艺作品“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引导到优质的作品审美中去。

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可以持续不断地提出文化多元化的主张，但不应事事都要与世界接轨

关于文化产业的供给侧改革，法国的“文化例外”政策值得借鉴。法国从二战结束起，就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促进电影产业多样性发展的政策措施。在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欧美视听产品巨大的贸易逆差（据说当时欧美视听产品进出口比达到12:1），法国人提出“文化产品不能等同于其他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所有属于精神文化的产品应当置于世界贸易谈判的范围之外”的“文化例外”原则。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次大会上，法国和加拿大共同提案，通过了一份拥有约束力的《保护文化多样性国际公约》。2013年6月14日，法国文化部长奥雷利·菲利佩蒂女士在《世界报》发表题为《法国——直面自由市场坚持“文化例外”的先锋》的文章，阐明法国坚持“文化例外”的立场和主张。她说：“‘文化例外’是法国深深怀有的政治信念和思想原则信念。我们认为，文化产品非一般商品，文化产品因其特殊价值不能屈从于市场。一个国家具备在世界上展现自身特色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能在盲目的市场法则中抛弃文化、迷失自己。”时至今日，法国电视台播放的影视作品在题材、体裁等诸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以至于“文化例外”原则已经上升为法国的国家理念，也必将成为法兰西民族传承的文化基因。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法国这一做法并未被认为是文化上的闭关锁国，反而被认为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

就中国而言，作为一个有着漫长文明史的国家，在世界文明相摩相荡的今天，也需要有一种“文化例外”的勇气。我们的文化产业政策，应当是持续不断地在世界论坛上提出文化多元化的主张，而不是事事都要与世界接轨。曾几何时，我们的电影一经在国外获了一个什么奖，便在国内大吹大擂，甚至国家媒体也把手中的笔、话筒、镜头全都对准他们。这种引导使一些本来可以有更大成就的创作者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不但没有保持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反而出现了电影业的文化自卑和文化盲目。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的电影甚至还没有印度和伊朗电影那样保持足够鲜明的民族特色。国内的评论家们围着这些“洋奖”作品打转，自然影响了艺术的创作生产。要知道，最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内涵意蕴的艺术品，如书法、国画、建筑等是不能“食洋不化”的。“洋奖”要不要？当然要。问题是我们在“美人之美”时，切不可忽略艺术产品在供给侧的“各美其美”。

在艺术创作的旨趣上，要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

按理说，人类社会存在以来，任何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美学家，他们在创作时是根本不会顾及自己的作品能否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的。艺术家的任务只是通过自己作为诗意存在的作品来言说人情物理，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引领人民精神生活。例如，被称为“孤篇压全唐”的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思考的是“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宇宙人生；梵高在创作《向日葵》时恐怕也是没有考虑画廊里的作品销售价格的；假如追求利润，中国历史上定不会出现陶渊明，因为他的作品是几百年后的苏轼才重新发现并进行“市场推广”的；假如追求利润，中国绝不可能出现“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旷古奇书《红楼梦》；可以说，在阅读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作品时，是没有人会对他们给奴隶主带来多少“银子”感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