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电影大师费里尼导演的电影《甜蜜的生活》（1960年）
意大利导演保罗·索伦蒂诺的电影《绝美之城》（2013年）
文艺复兴伟大建筑：意大利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 王田摄
文艺复兴时期名画：波提切利《春》
文艺复兴先驱，意大利画家、建筑家乔托的塑像 王田摄
“绝美的光芒，野性而无常。”
电影《绝美之城》的这道光芒攫取了世界的目光，横扫从戛纳电影节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各大奖项，复兴了失语二十载的意大利电影。人们惊呼：意大利电影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传统。事实上，意大利是第一个、也是最多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国家（迄今十次）。
七百年前的文艺复兴生发于这块土地。而今，这一场后文艺复兴的秘密何在？
人本主义传统
电影《绝美之城》中，有个夜游欣赏艺术品的段落美轮美奂。主人公带领我们进入欧洲最大的露天博物馆——由米开朗基罗规划、耗时四百年竣工的卡比托利欧广场；巨大的海神雕塑之后是一幅《弗娜里娜的画像》，女子手臂的环带上签着拉斐尔的名字。转瞬间，我们邂逅了“文艺复兴后三杰”之两杰。这就是罗马。一如漫步城中，三步五步逢着贝尔尼尼的雕塑：人鱼喷泉，四河喷泉……一如我与世界顶级时尚学院柏丽慕达的阿维斯教授交流意大利时尚产业时，他对于意大利品牌设计常被仿冒这件事的认知：“走在一座拥有伟大历史与艺术的千年之城的街头时，即使一个裁缝也会拥有相当的审美积淀；仿冒的是产品，而精神和情怀是仿冒不了的。”这就是文化自信。
肇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带来一场科学与艺术的革命，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根据当代最负盛名的意大利学者艾柯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玫瑰之名》，可供我们遥想此前的中世纪黑暗：修道院里连续发生命案，而所有命案缘于失传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它探讨喜剧，喜剧让人笑，笑会消除恐惧，没有恐惧也就没有信仰与上帝，这是哲学对神学的挑战。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兴起，人们开始追求世俗人生的乐趣。在14世纪欧洲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意大利，最先出现了对天主教文化的反抗，市民和世俗知识分子一方面厌恶天主教的神权地位及其虚伪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成熟的文化体系取代天主教文化，于是借助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形式来表达主张。
与其说复兴，不如说是创新。文学三杰之一的薄伽丘，道出“文艺复兴”宣言：幸福在人间。探索人的价值，汲取现实成分，原本由圣母与圣婴肖像主导的画布上出现了波提切利的《春》。他冒着艺术与道德的双重风险，绘制了这幅巨型异教徒作品——盛开着500朵花的如茵草地上充满人生的乐趣，薄如蝉翼的裙裾与柔美如荑的身姿引人驻足。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传统，在17世纪同样肇始于意大利的巴洛克艺术中仍有承续，巴洛克进一步突破了文艺复兴以来理性、匀称、静止的古典艺术风格与种种清规戒律，它华丽、浓郁、向往自由。在文艺复兴重镇佛罗伦萨，我于乌菲齐美术馆和皮蒂宫做了一次饕餮之旅，欣赏巴洛克大师卡拉瓦乔使用真人模特的自然主义画作，他混迹街头并“离经叛道”地将底层人物放入宗教题材：流浪汉做了画中的圣人，画家自己的脸则献给了《手提歌利亚头的大卫》中的歌利亚。
这一人本主义传统，在意大利电影中亦可窥见。费里尼一生都在与“神”权交锋，让我们重温《甜蜜的生活》载入影史的开篇一幕——直升机吊着耶稣像飞越城市上空……也正是1948年德·西卡的《擦鞋童》，推动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创立：这部电影把我们带入处于饱经战争创伤的国家中的悲惨生活，向世界证明了创造精神可以取得对一切灾难的胜利。此后德·西卡《偷自行车的人》，展现了一位在罗马街巷无助奔走的失业父亲，也宣告了新现实主义的诞生。作为意大利电影最辉煌的传统，新现实主义标志着自有声电影以来最突出的成就，它改写了欧洲与美国电影的力量对比。这一场从内容到形式的美学革命，对世界电影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新现实主义”。
与彼时好莱坞明星制+摄影棚的戏剧化叙事截然不同，新现实主义秉承人道主义思想，街头实景拍摄、以长镜头还原生活、启用非职业演员等做法，都是其显著特征；尤为重要的是，它的主人公多是小人物：如罗西里尼《罗马，不设防的城市》（1945）里“有着共同的痛苦、共同的欢乐和希望”的贫民区人民；维斯康蒂《大地在波动》（1948）中无法忍受剥削勒索而奋起反抗的渔民们；费里尼代表作《大路》（1954）中令人落泪的马戏团小丑；帕索里尼《罗马妈妈》（1962）中历经沧桑也要许诺儿子美好未来的妈妈，毋宁说是位大地母亲……作为最富影响力的意大利电影流派，新现实主义生逢二战后的满目疮痍，满怀激情地鞭挞社会不公。随着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经济奇迹”的到来，这一革命渐渐隐退。
而今，经过半个世纪的经济不景气后，保罗·索伦蒂诺的《大牌明星》（2008）与马提欧·加洛尼的《格莫拉》（2008），引爆了意大利电影的突然复兴。影片完成时，两位导演的年纪都不满40；两部影片都涉及了地方性腐败。放映时座无虚席，评论家欢呼：这是向意大利电影辉煌年代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