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打通“学”和“术”。一个优秀智库提出的战略决策参考应该是具有前瞻性、专业性和可操作性的，这也要求智库机构是思想、理论、实践三位一体的。从实践（直接或间接）中得出理论，用理论沉淀思想，用思想影响决策；反过来，用思想推动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服务社会，从而形成一个持续的循环。现在许多文化智库要么重“学”，要么重“术”，还没有形成“学”和“术”的循环生长。
第三，融合实与虚。在互联网时代，现实和虚拟正在融合。新型文化智库也应是实体智库和虚拟智库的有机融合，通过虚拟智库推进实体智库的功能扩展。例如，通过智慧众包、众筹等方式，充分利用网络的力量和众人的智慧，集成创新出更多具有社会共识和影响力的决策建议，生产出更多高质量的智库产品来。
创建中国新型文化智库的基本路径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打造新型文化智库，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主体新构。当前的官办、高校和民间智库应加强顶层设计，让智库成为一个着眼公益、自主运营、服务决策的独立法人，从主体地位上确保智库研究的独立性。
官办智库应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相对独立地开展研究和智库工作。一是要争取一定程度上的人事管理权，例如高级研究员以下的人员，智库可以自由聘请；二是要改变激励机制，将薪酬岗位等各种待遇与研究成果挂钩；三是要争取自由设立课题的权利，让研究人员有更多选择和创新的空间。
高校智库应增强自身独立性。一是争取成为有专职管理人员、有持续经费保障的独立法人机构；二是通过项目合作、合同聘用、成果购买等形式，以市场化的手段让学校有关师生成为智库的组成部分；三是可通过派遣、挂职的形式，实现官产学的互动。
民间智库应充分发挥机制灵活的优势，以项目为纽带，加大与政府、学校的合作。通常而言，民间智库资金要么来自创始人，要么来自关联大企业，缺少可持续性。因此，强化自身项目拓展能力和盈利能力，逐渐实现“以战养战”，是民间智库必须迈出的步伐。
第二，模式新建。当前文化智库应加强在资金来源、研究模式、组织模式方面的探索与创新，为研究的独立性、专业性打下基石。
在资金来源上，要争取多样化，唯此，才能真正做到研究的独立性。当下，慈善捐赠文化处于相对弱势，捐赠税法也有待完善，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文化智库的资金将主要来源于政府以及部分企业和个人资金。可喜的是，互联网时代也为智库提供了新的筹资方式，例如通过众筹等手段，拓展研究经费的来源和渠道。
在研究模式上，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收集社会大众关心的问题，开展现实和长远的对策研究。加强数据分析、案例分析和模型分析，有的放矢，提出决策层信得过、用得上、可操作、实施后能够为社会大众带来实实在在福利的政策建议。
在管理模式上，要构筑“小机构、大平台”的模式。即建立理事会（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形成“理事会+院长+核心团队+大量兼职人员”的智库组织构架，推进开放式、整合式办智库。
第三，生态新塑。政府应从改变资金支持方式、开放信息与交流渠道、鼓励媒体加大智库宣传，为智库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政府应通过“服务购买”而不是“办智库”的形式来支持智库行业的发展。服务购买是市场化行为，因此，可以实现以质量为准绳，对官方、高校、民间智库一视同仁，提高竞争的公平性和研究的独立性。同时可探索建立文化智库发展专项基金，对智库研究项目和计划给予支持。
要让各类文化智库拥有获得政府信息、数据和研究课题的公平机会；应探索建立各类智库向决策者提交成果、进行交流的畅通渠道，建立智库参与政府决策和递呈研究成果的长效机制。
要通过宣传引起人们对智库事业的重视，鼓励社会大众对文化智库的捐赠。同时，要促进相关部门机构与媒体合作，探索建立智库评分标准和年度排名制度。建议可按照“决策影响力、社会引领力、研究创新力、国际传播力、组织成长力”等五大指标，对智库进行年度评分和排名，激励文化智库创新发展。
（编辑：王丹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