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明的世界观、文学观发生脱胎换骨的巨变，是在延安文艺整风之后完成的。抗战爆发后，草明与欧阳山等一起参加了抗战初期的抗战文艺活动，1940年入党，1942年到达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次年她与欧阳山一起拜访了中共领袖毛泽东，这次会面对草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直到晚年，草明在很多文章中都回忆这次的会面与谈话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意义。在随后开始的延安文艺整风中，草明积极参加，她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报告的绪论部分，以及朱德、陈云同志关于世界观转变、关于作家与工农大众关系的讲话。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思想洗礼，带来草明世界观与文学观的根本性转变，使草明彻底服膺毛泽东文艺思想，并形成了终其一生都始终坚持的文艺思想和认识：首先，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必须隶属于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即必须是党的政治组织和文学组织的一员，作家的思想与创作都必须与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和历史发展方向的政治集团和党派的目标一致，自觉地服从和配合这个最高目标和利益，也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党员作家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作家的身份和意识臣属于政治身份和政治意识。
第二，文学的表现对象是人民及其创造的生活，作家及其创作相比于人民大众创造性的、历史性的生活与实践，是第二位的，并不比创造历史与生活现实的人民及其先进分子高尚伟大，人民大众及其生活与实践是主体性的，而作家只是对前者进行艺术发现与表现并为之服务的文艺工作者，即不仅人民大众的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物质生产和革命实践中的人民在革命夺权与建国大业中是高于作家的，作家的创作及其成就都来源于前者。这是草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聆听毛泽东、朱德和中组部部长陈云的讲话后深切感受到并在其一生中不断提到的思想认识和共鸣。
第三，自然而然就是作家的活动和创作应该听命于组织的安排，为政治、政策、方针服务，在写什么的问题上，完全响应组织的安排和号召，文学表现对象和主体必须是创造历史的工农兵，为他们而写作，服务和配合在草明这里不是一个消极负面的词汇而是一种主动追求。为了表现好生活实践中的人民大众及展示其历史与阶级的主体性和先进性，作家应该长期深入到人民的生活实践中，与要描写和歌颂的人民及其物质生产和革命实践长期融合在一起。
带着这样的“延安”文艺思想和意识，草明在抗战胜利后，与为了创建东北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两万多名干部一样，辗转来到了东北。在广州从事左翼文艺运动之时，草明虽然看到了自己家乡广东顺德地区的缫丝工厂及其相应产业，但还没有见到过真正的重工业和现代大工业，来到东北后，在哈尔滨等地，草明与那时来自陕甘宁晋察冀和苏北山东的广大干部一样，惊异地见到了关内根据地所没有的现代工业。不过草明一开始并没有将城市和工业作为创作对象，她在中苏友好协会、东北行政委员会、哈尔滨邮局工作一段后，在干部学习会议上听到陈云同志讲述的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在东北工作的主要目的，一是将东北根据地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物质资源基地，一是作为兵源基地，打造夺取全国政权的钢铁洪流。因此需要大批干部下乡参加土地改革，解放农民，使他们在土地改革翻身解放后为保卫胜利果实而参军参战。草明也打算如当时来到东北的周立波、马加等作家一样到农村去，无奈由于气候和饮食原因患病一场，未能如愿，病愈后再提出下乡参加土改工作时，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与之谈话，强调指出当前的主要工作不是农村包围城市，而是城市领导农村，东北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夺取东北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胜利，需要东北的重工业发挥作用，而当时遍布东北各地的工矿企业在日伪垮台、国民党政府退却后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需要恢复生产和扩大生产。林枫建议并安排草明到镜泊湖水力发电厂做文化教员和体验生活。在镜泊湖电厂，草明经历了修复机器设备、恢复生产、重新发电为城市乡村带来光明的整个过程，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原动力》。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最早出现的工业题材文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见的、以一个企业的工人的生产和劳动为内容的工业小说。虽然不乏粗糙和简单，但《原动力》却表现出在伪满解体、国民党接收大员欲图破坏企业设备时工人们的机智与天然的先进性：他们保护工厂设备，献纳自己保留的零部件，在新政权到来后以主人公意识和精神、以实力和技术为企业恢复生产做出了辉煌的贡献，历史性地呈现出“工人阶级有力量”的主题倾向，一反现代文学在五四时期形成的视人民为需要改造的落后群体的启蒙价值取向，把草明在延安接受和形成的不乏民粹色彩的“人民伟大”的世界观与文艺观付诸文艺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