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草明在对《原动力》进行修改和等待出版之际，在东北解放区陆续参加了辅导工人写作、参与文艺批评和论争及参与蔡畅大姐组织的妇女工作等，但由《原动力》的写作带来的对工业和工厂生活的热爱，使草明在1948年沈阳解放后，又很快来到具有现代联合企业规模的沈阳皇姑屯铁路工厂筹备工会并担任代理工会主席，体验生活。她看到政治和经济上得到解放的企业工人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巨大的创造能量，他们积极修复了报废的机车并命名为“北平号”，为大军进关和全国解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运力和物力。看到和感受到历史巨变时刻工业企业和工人阶级巨大能力的草明深受鼓舞和召唤，不久就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反映东北解放区工业生产与工人生活和精神面貌的长篇小说《火车头》。秉持在延安形成的“人民创造历史”的文艺观和写作《原动力》时形成的对工人阶级的“仰视”视角，草明在《火车头》中对工业题材文学做出了新的探索和贡献：已经十分喜爱工厂和工业的草明，不仅描写了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以车间厂房和机器运转为征候的“工业风景”和空间形象，而且再次深化地表达了在工业生产中创造出改变世界的物质能力的工人形象的高尚性、工人阶级的历史巨人性与伟大性，展现他们才是推动历史前进与革命胜利的火车头。同时，由物质生产方式天然产生、政治解放焕发的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与保守落后的领导干部的矛盾，也在这部小说中得到更深入的揭示：从革命老区前来接收和管理大企业的领导干部不是不想奋发有为，而是他们过去管理属于农业文明范畴的老区的工作经验，即他们既往的革命性积累，已经不适应工业企业管理的现代性要求，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之间的不同和差距，带来他们工作的被动和能力的弱化，这一“革命转型”问题在现实的东北解放区是普遍存在的，草明小说中引述的东北局领导人李富春的讲话中就提到从管理农村到管理城市、从管理农业到管理工业是来到东北的中共干部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在东北解放区其他作家创作中也触及和表现了这一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矛盾及如何克服矛盾的主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触及和文学表现，草明等一批来到东北的工业题材文学的探索者和创作者，实质上最早提出和思考了中共作为执政党、从领导农村革命到领导城市和工业的转型境遇及如何转型。有趣的是，在《火车头》中，草明似乎是无意识地触及和表现了革命政治与性别政治的区隔与不同：男性的老区干部往往遭遇了面对领导工厂和工人时的不适、需要重新学习与转型，需要从革命性向工业现代性和工人阶级伟大性认识的跨越，但同样来自老区的女干部却似乎没有这样的转型矛盾和困惑，她们对新的、以往的工作经历和经验没有接触过的巨大性、物质性和技术性的工业环境，充满了由好奇震惊带来的亲切感和内在的喜悦感，天然地能够将物化对象转化为审美对象和由此带来的对工业风景的欣赏，对工人群众及其创造能力的发现与热爱。这一问题在她此后的工业题材文学写作中一直若隐若现地存在，至于为何如此，那就要联系草明的生平遭际和政治与性别意识的复杂装置追本溯源了。
二
草明是带着她在东北解放区创作的、填补了现代文学题材领域空白的、为她带来一定声誉的工业题材小说，走进新中国的。在经历了解放后担任东北局宣传部创作组组长、东北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东北分会主席、中国作协沈阳分会主席和参加国内外社会活动后，1954年8月，草明把户口行李等带到东北鞍钢落户，担任第一炼钢厂党委副书记。在鞍钢期间，草明除了实际工作、指导工人写作、创作若干散文以外，主要工作是在现实生活体验和思考的基础上，构思和写作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并在1959年完成后发表于《收获》9月第五期。这部表现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钢铁基地的生产发展和工业发展模式的小说，内容与人物的丰富性远超此前的几部作品，工业部长、市委书记、钢铁厂的政治与业务中高级干部、技术专家、基层工人等，举凡新中国50年代工业建设的各类各级人物，都有描写和表现，且不乏较为成功的形象，同时也安排了老区人民支援钢铁基地建设、技术专家型厂长的爱情与家庭矛盾、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等情节线索和场景，可以说，50年代共和国大规模工业建设时期涉及到的政治、经济、权利、性别、路线、政策、城乡等各种关系和话语，都包含和熔铸于这个现代化的工业空间，换言之，在自然空间基础上人工制造和切割出来的工业基地新空间里，包含着当时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权利、话语和想象。因此，这部小说不仅继续存在着草明此前小说的革命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和装置，而且更为丰富地描写和表现了在社会主义的工业空间环境中，工人阶级主体性、主人公地位和民主化管理，与工业现代性所必须的权威和专家治厂的关系与矛盾，建基于工业主义逻辑的权威主导和科层分工的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工业道路即“马钢”模式，和以发扬工人阶级主体性、淡化权威、以大跃进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鞍钢宪法”模式的对立，以及包含在工业化道路与模式背后的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争执等，都在小说的叙事中被具象地表现出来。当然，绝对追求政治正确的草明，其小说的倾向和主题自然肯定了中国工业化道路和模式的正确性与光辉性，但是，有深切工厂实践体验的草明也没有绝对废弃和否定工业主义逻辑的专家治厂、科层分工的合理性，她只是希望工业建设和发展的现代性逻辑——专家和权威的主导性，能够与中国特色的工人当家作主的主体性和人民性，尊重权威专家与发挥主体阶级的创造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一个能够互不排斥、各自的合理性和能动性都可以得到最大发挥实现的工业共同体——既吸收了工业革命和苏联工业化优点又实施政党对企业绝对化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中国模式。至于在越来越政治化而偏离工业逻辑和和科技理性的中国模式中，如何克服传统的革命性优越和工人阶级全面参与生产与治理的民主化，同工业权威主义的技术专家化的矛盾，如何化解并有机融合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工业模式与中国工业模式的矛盾，草明并没有也不可能突破时代的思想认识局限而予以深刻揭示，只能想象化、情感化和大团圆化地予以化解。甚至，追求政治正确和服从配合的草明在小说中，开始表现和描写在大跃进与反跃进、依赖工人与迷信权威、强化技术理性与强调革命政治性等矛盾冲突中，部分高级干部和企业领导偏离党领导企业的迷失和错误，既与丢掉群众路线的“革命法宝”以及由此滋生的技术精英主义有关，也与政治上更宏大的问题——对“大跃进”和反右斗争的认识不足有关，甚至与政治上的“思想路线”错误具有精神同源性和同构性，已经具有了工业生产与政治路线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的味道——即工业战线存在强化党对工业绝对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削弱淡化党的领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具有了后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代，描写任何领域都存在两条路线斗争文学的基本模式。尽管如此，草明在《乘风破浪》中力图紧密配合时代政治、追求政治正确的上述倾向和主题，确实内含50年代中国工业化建设时期多种道路、选择和模式的矛盾，以及其他一系列内在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它们构成了小说结构和叙事装置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在看似简洁明晰的描写和叙事背后，实质包含或隐含着更复杂的历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