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78—1992年：
党报实行企业化管理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闻事业遭受空前劫难，绝大多数报刊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报成为“文革”的工具，大话、空话、套话成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党报从多年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但仍未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标准只有一个》，5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新闻界重新认识到，新闻工作有其自身规律性，新闻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新闻工作必须遵循新闻规律。尊重事实、实事求是，重新成为新闻报道的准则。党报在新闻业务、经营管理等方面开始改革。
（一）新闻战线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尊重新闻规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新闻战线肃清“文革”遗风，致力于恢复优良传统，重新探讨和尊重新闻规律。197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对新闻学最基本的问题展开讨论，强调按新闻规律办事。这次会议被看作中国新闻工作改革的起点。
党报逐步恢复传统，重新认识新闻事业的性质，摒弃“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提法，重新肯定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党报文风开始改观，杜绝“假、大、空”，提倡“短、实、新”，注重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重新认识“新闻价值”，把满足读者和社会的需要作为选择新闻的标准之一。
《人民日报》1978年3月取消了每天在报眼位置的语录专栏，1980年恢复每期8版，恢复《读者来信》专栏。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规定“报纸上要多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多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工、农、兵、知识分子为四个现代化奋斗的成就，多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决议，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党报会议和领导人活动新闻的比重逐步减少。各地掀起新闻改革热潮。1982年，《天津日报》率先提出新闻改革要“抓活鱼”，提倡新闻的“新、短、快”；《河北日报》开设专刊，专门刊载文艺界新闻和评论；《四川日报》在开辟的“思想·知识·生活”专版上设置了一些读者欢迎的栏目；1983年《福建日报》开辟了百字新闻专栏，压缩通讯、言论、专栏长度。
党报新闻观念的变革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变化，承认报纸是大众传播机构的一部分，新闻是一门学科，具有自身的传播规律。信息观念、服务观念和效益观念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党报的新闻实践。
（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改进新闻报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围绕这个重心，党报的新闻宣传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加强经济领域的新闻报道，贯彻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方针，加强舆论监督，恢复批评报道。
1.加强经济领域报道，改进报道方法，丰富报道形式
1979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就中央宣传工作的有关精神，在头版发表社论《伟大的转变和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对新时期党的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宣传政策进行了阐释。社论指出：“许多新的课题摆在宣传部门面前。过去，我们着重谈的是政治，是阶级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要着重谈经济，谈四个现代化。如果我们不讲，或者讲外行话，搞不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宣传，人民就有理由批评说：你们同样在说空话、说大话。”这一指导方针的确立及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带来了党报经济报道的新变化。经济新闻的版面、栏目纷纷问世，经济新闻报道数量剧增，报道视野拓宽，从经济形势的不断好转到经济建设的最新成就，从党和政府最新出台的各项经济政策，到向社会提供各类经济信息和各种产销渠道等，涵盖了经济政策、经济现象、经济生产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报道形式及功能日趋多样，篇幅由长变短，体裁由少到多。文风改变，新闻作品为大众喜闻乐见。
2.贯彻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方针，促进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
1986年底至1987年初，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5篇社论表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北京日报》发表《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不要害怕真理》等评论，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观点。1989年，党中央提出“有关党和国家政策的宣传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防止由于宣传不当影响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不允许公开宣传与现行政策相抵触的东西，防止造成干部、群众的思想混乱”。党报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方针，“团结、稳定、鼓劲”成为新闻工作的主基调。
3.恢复批评性报道，发挥舆论监督功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媒体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对党的事业有很大贡献，但是也存在一些严重缺点，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经常和有系统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和言论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在有的问题上与党的步调不够合拍；有的新闻报道和理论、政策宣传有片面性；有少数报道失实。同时，在领导工作中，对一些思想原则问题，缺乏认真讨论，没有坚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1981年1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要求“各地党委要善于运用报刊开展批评，推动工作”，“对于不正之风，要坚持进行批评斗争”，该决定同时还确立了批评报道要把握的原则和准则。党报陆续刊发揭露批评各种不良现象的报道。1987年，《人民日报》刊登《安徽某些领导干部撕破脸皮要官，省委书记不留情面提出严厉批评》一文，把习惯上认定为“内部情况”的新闻公开发表。1988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官倒”二例》，批评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并配发评论《治治“官倒”》。党报批评报道越来越多，不少党报开设了舆论监督专栏。
（三）改革开放后，党报实行企业化管理
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党报继续单纯依靠“吃皇粮”无法取得长足发展，改革原有体制机制被提上了日程。1978年底，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首都8家报社联名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报告。党报实行企业化管理，经营活动按经济规律办事，通过市场竞争增强经济实力。
1.发展广告等多种经营，增加报社经济收益
1979年1月，《天津日报》率先恢复刊登商业广告。《解放日报》自1979年恢复刊登广告后，至1989年，共为报社积累资金4950多万元。恢复的第一年广告收入20多万元，1988年广告收入达1800多万元，也为千家万户传递了大量信息，扩大了报纸的影响。1988年3月，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报社、期刊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报社可以开展国家政策允许的、与本身业务有关的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各级党报开展多种经营，努力增加报社的经济收益。
2.探索自办发行，增加报纸发行量
1985年1月，地市级党报《洛阳日报》正式告别邮局发行，采用自办发行。据统计，《洛阳日报》邮局发行时最高发行量为6万份，改为自办发行后当年发行量上升到8万份，1986年超过10万份。1988年，省级党报《天津日报》实施自办发行，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各地党报转向自办发行，或采用邮发与自办发行相结合的办法。党报发行量得到提升。
3.增容扩版，增加报纸信息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随着新闻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报业市场份额被一次次重新分配，新闻的商品属性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党报开始扩版，以增量改革的方式应对日趋激烈的同业竞争，化解党报在市场化生存中面临的宣传任务与受众需求的矛盾。1987年，《广州日报》率先扩版。随后，《天津日报》《解放日报》《北京日报》也开始扩版，在全国形成了扩版浪潮。
4.改革经营管理和人事管理制度
按照企业化管理要求，各级党报对原有的经营管理和人事制度进行重大改革。1983年初，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对《陕西日报》实行经济责任制，国家每年给报社纸张差价补贴80万元，超亏不补，减亏全留。报社内部实行经济责任承包，经济指标逐级分解。如报社印刷厂承包上缴利润的额度，编辑、行政部门承包费用支出的额度。经济责任制实施当年，《陕西日报》经济收益比上年增加17%，减亏50多万元；1984年比1983年又增加23.3%，实现扭亏为盈。
人事制度改革同时展开。1983年，吉林日报社为改变编采工作“吃大锅饭”现象，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和奖惩制，合并采编部门，做到人员减少、层次减少、工作效率提高。1984年，《人民日报》实行采编工作责任制，明确了从社长、总编辑到编辑、记者各自的岗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