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赵玉明，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主编，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学学科规划评审组成员。主要从事中国新闻史、中国广播电视史教学研究工作。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7年退休后获中国传媒大学首批“突出贡献教授”称号。
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社科、教育部、国家广电总局的科研项目。代表著作有《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主编兼主要撰稿人）《赵玉明文集》（三卷本）。主编有《广播电视辞典》、《中国广播电视人物辞典》和《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等。主持征集、编选《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四集）《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新编》等。
“这里啊，就是以前学校分给我的宿舍。”眼前满头银发，身着藏青色套装的老人便是赵玉明教授。他笑容和蔼，把我们迎进了书房。
房间不算宽敞，但每一件家居物品都摆放的井然有序。环形书柜里是各式各样的书籍和奖状，“中国传媒大学突出贡献教授”奖牌摆放在书柜正中最高的位置。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黑白合照，上写“北京广播学院1963年度应届毕业生合影留念”，这是赵老师的第一批学生，也是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下同）的第一届毕业生。一路行来，这位八十二岁老人与广院走过了近一个甲子。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1959年夏天，23岁的赵玉明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刚刚成立的北京广播学院。最初，学院只有新闻系、无线系、外语系三个系，新闻系的专业课便落在了十几个人大毕业生身上。确定教授科目时，出于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以及之前在人大报刊史课程的学习，赵玉明选择了广播史。这对他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当时，整个中国广电界很少有人对广播史进行专门研究，既无系统资料，又无前人经验。连赵老师自己也说：“来广院前，除了听过广播，对广播几乎一无所知。”
带着茫然和困惑，年轻的赵老师回到了母校，又一次旁听《报刊史》课，同时找到了当年的任课老师方汉奇。“广播史我没搞过，但它与报刊史一样，都是‘史’字类的课，搞历史要从收集整理史料开始。我告诉你，可以从报刊中找广播史料。 广播方面的大事，报刊上总会有记载的。”方老师一番点拨，让他豁然开朗，“自己动手找史料”成为赵老师从教的座右铭，长达半个世纪，被赵老师戏称为“照虎画猫”的研究就此开始。
1963年 赵玉明教授于新闻系办公室留影
于是，赵老师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先查找档案，再根据档案线索寻找报刊里的记录。一开始是从《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党报党刊中寻找人民广播史的痕迹，后来扩展到从各类报刊、档案、书籍中发现民国时期各种官办、民办乃至外国在华办广播的史料。走出书斋，赵老师访问了许多曾在延安办广播的老同志，邀请他们撰写回忆录，结集出版。为了考证核实史料、回忆录中的细节，他和同事们还多次考察延安（陕北）台旧址。日积月累，先后形成了《中国人民广播史料》（上册）《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等，这为后来赵老师系统编著广播电视史著作奠定了基础。回忆起当年研究的细节，老人家记忆犹新。
1960年，整理“老广播”回忆录时，大家发现，好几篇文章提到了1940年冬天延安开办广播的历史，在此之前，学界一直以1945年9月5日作为延安广播电台的开播时间。为了准确界定，赵玉明和他的同事们用半年时间搜集了20世纪40年代延安台的珍贵史料。80年代初，参与了调查组，和齐越等老师一起考察延安（陕北）台的编辑室、播音室和发射台等 14 处旧址，并撰写报告。经过反复论证，1980年，中央广播局将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更改为每年12月30日，历时二十年的研究为解放区广播史书写了重要一笔。
1985年春 与延安'陕北'台原编播人员留影
怀着一颗赤诚和敬畏之心，赵玉明老师耕耘不辍，为中国广播电视史留下了一笔笔丰厚的财富：《中国现代广播简史》（1987）《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1994）《广播电视辞典》（1999）《中国广播电视通史》（2004）等一大批著作相继问世；2012年，由他主持完成的《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结项，对广播电视学的学科地位和架构等提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见解。
在赵老师等的不懈探索下，新闻传播学、广播电视学生根发芽，渐成体系。1997年，新闻传播学升格为一级学科。此后，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先后成为二级学科。如今，我校的新闻传播学已经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作为培育者、见证者，赵老师十分感慨：“这是几十年努力的结果，非常不容易，同学们一定要抓紧机会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