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充满经权思想。《讲话》中为什么将文艺批评标准的“政治标准”作为第一标准？普及与提高究竟何为最终目的？重温《讲话》，运用郭沫若评价《讲话》的“有经有权”论加以解读，可以得出对于当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答案，使《讲话》精神历久弥新，内涵不断丰富。

【关键词】《讲话》，经权思想，文艺批评标准，普及与提高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世界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普遍真理的丰碑之作。《讲话》历久弥新，精神内涵不断丰富。回顾《讲话》，一些重要论断对当下文艺创作与文艺评论仍具指导意义，特别是《讲话》中的经权思想更值得深入研究，倘若付诸实践，有助于促进当代中国文艺事业健康繁荣发展。

一、考索“经权”思想

据胡乔木回忆，《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郭沫若和茅盾分别发表了意见。郭沫若说“凡事有经有权”。毛泽东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是得到了一个知音①。但是，在这里的“经”与“权”具体指向什么，毛泽东和郭沫若都未有作出进一步说明。

八十年后的今天考索《讲话》中的经权思想，必定丰富《讲话》精神内涵。我们不妨从“经权”原意进行考索。“经”，《说文解字》释为“织也”，原是指纺织物的纵线，就是纺织物的骨架和基本构件。清代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织之纵线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纵。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后世将其意义进行引申为不变的原则、法度、规律和准则。所谓“权”，即秤锤，《广雅•释器》说: “锤，谓之权。”钱锺书说，“权”就是“今语所谓 ‘坚持原则而灵活应用’也”，“乃吾国古伦理学中一要义”②。 可见，“经”是原则性、普遍性、长期性的规律， “权”则是具有灵活性、特殊性、时代性的方法。因此，郭沫若所说《讲话》中的“有经有权”，应当意指《讲话》既蕴含了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普遍规律，深具跨越时空的实践品格，充满了“经”的真理光辉，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暂时的灵活的创作与批评的理论主张。 作为历史文献，《讲话》要求我们有经有权地回到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其文艺主张的前因后果；作为文艺思想的理论文本，《讲话》则要求我们入乎其内辩证地思考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重温这部伟大文献，《讲话》至少在“文艺批评标准”“普及与提高”两方面深具经权思想，且对当下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具有启示意义。

二、文艺批评标准的经权思想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是“美学的历史的”标准。最初，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针对格律恩对歌德的歪曲，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标准。他说：“我们绝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是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③他还在对拉萨尔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的回信《致斐·拉萨尔》一文中写到：“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④这便是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的最早出处。《讲话》也坚持了这一“最高标准”，提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可以说，《讲话》中的这两条标准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即“美学的历史的”标准是一脉相承的，都是针对内容与形式来制定文艺批评的核心价值观的。的确，古往今来，对文艺作品的品评主要地还是内容与形式的批评。诸如孔子赞美《大韶》“尽善尽美”、陆机《文赋》“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⑤等无不是主要从内容与形式方面来考察作品的。

但是，毛泽东《讲话》又充满“权”的思想。恩格斯在提出“美学的历史的”标准时，提出内容中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⑥“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⑦，这些论述实际上是将“美学标准”列在了“历史标准”的前面。毛泽东虽然也强调“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但他又明确地提出了“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恩格斯将“美学标准”置于前面论述，主要针对马克思认为拉萨尔“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这一普遍现象提出的；毛泽东《讲话》将“政治标准”作为第一标准则是因为在战争环境、民族危亡之际提出：“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便是毛泽东在救亡图存的特殊的历史阶段不得不秉持的“权”的文艺评论标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根本原因。

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经权思想需要思考的地方在于，恩格斯着意于批评标准的共时性和一般规律，而毛泽东《讲话》则强调在战争环境下艺术标准的历时性和特殊规律。恩格斯认为，美学性应该是艺术作品的第一性，一件艺术作品只有经得住美学的分析后，才具有被历史分析的价值。因为如果一件艺术作品经不住美学的分析，那么它就不具备艺术性，历史价值再高，也无法称之为艺术品。而《讲话》则提出，“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讲话》“政治标准第一”提出的背景是处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任务，因地制宜的结果。若将其作为“金科玉律”而忽视了《讲话》提出的背景，则会陷入僵化的教条主义。因为毛泽东也清楚地意识到“政治标准第一”的历史条件性，他在《讲话》中又说“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 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所以，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及时提出，不要再令文艺为“临时的、具体的、当前的政治”服务，提出了“二为”方向，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恰好是对这种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有力匡正。

三、“普及与提高”的经权思想

关于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讲话》中有一段经典论述，那就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实际是辩证处理文艺创作通向通俗与高雅的正确路径。如果处理不好雅俗关系，极容易陷入曲高和寡或恶俗取媚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境地。文艺的“雅俗之变”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话题。“雅”与“俗”既是深藏于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尺度，又影响着中国文学体裁的变化和文化进程的发展。《九歌》原为民间祭祀乐歌，被屈原雅化而开浪漫主义诗歌先河，“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昆山腔开始只是民间的清曲、小唱，经明清雅化而华丽婉转，成就了《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等不朽之作。而诗词歌赋是文人雅士舞文弄墨的产物，通过梁启超的“三界革命”，最终“飞入寻常百姓家”，尤其是有了大众传媒以后，一些文学经典通过影像传播而成茶余饭后众生狂欢。总之，文学艺术经历了由俗至雅，由雅返俗的“相反相成”的发展过程。 这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多次提及的返老还童的“婴儿”概念，“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含德之厚， 比于赤子 ……骨弱筋柔而握固……精之至也，和之至也”“坚强处下，柔弱处上”。老子认为“婴儿” 更符合“道”的境界。张世英认为老子的“婴儿”之道是处于超越主体-客体关系，达到更高一级的天人关系的境界。由俗返雅便是回到这“婴儿”境界，是文学艺术发展的最终规律。正如王齐洲所说，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不断的由俗至雅，由雅趋俗，即从大众走向精英、走向贵族，最后回归于大众的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趋势”。⑧

但是，《讲话》关于普及与提高除了上述“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经典论述外，又充满更具有针对性的“权”的实践品格。《讲话》认为文艺作品是为人民和工农兵所接受的，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毛泽东之所以强调“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是因为当时绝大部分的工农兵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  

重温毛泽东的《讲话》便会发现，毛泽东的“普及与提高”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而不止于“普及”。这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诗人柯仲平在报告《小放牛》到农村演出受到欢迎的情况时说，“不要瞧不起《小放牛》，我们就是演《小放牛》，群众很喜欢，老百姓慰劳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都吃不完，装满了衣袋、行囊和马褡。”毛泽东肯定了民众剧团的做法，同时又表示，“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⑨。这一点已经充分说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了“提高”这一“经”的必要性，所以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这种“提高目的论”在他后来的相关论述中得以充分论述。例如，在 1949 年，毛泽东就意识到“提高”的历史阶段已经到来。他满怀激情地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所以，可以看出，毛泽东的 “目前条件”的 “普及”是 “权”，而最终目的是为了 “提高”则是 “经”。

四、现实启示意义

《讲话》关于文艺批评标准和“普及与提高”的经权思想给予我们以重要启示，那就是在揭示文艺理论“经”的普遍性、共时性规律的同时，应当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具有针对性、特殊性、灵活性的“权”的文艺思想。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文艺发展繁荣的新阶段，要特别重视当下创作与批评的倾向性，才能显示文艺理论的现实匡正力量。

启示一，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现实意义。受各种文艺思潮的影响的当下，一些文艺批评标准可谓喧议竞争、抽秘骋妍，但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相较则偏差久矣。一种表现是在坚持美学标准的同时，走向了“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极端。另一种表现在“文以载道”“为政治服务”的影响下，一些作品又走到塑造“口号式”人物的历史老路。这两种表现在当下又以第一种表现最甚。一些文艺创作只是强调声光电色，号称打造“视觉盛宴”，而一些重大革命与历史题材中刻意启用“小鲜肉”、喜剧演员，在“唯美”“娱乐化”中，观众对战争的残酷、和平的珍贵、历史的选择、民族的生存智慧化为了软绵绵的观影戏谑感，丧失了对历史走向的思考或者对历史发生了误判。正确地坚持《讲话》中的“内容与形式统一”，也不妨在中国古代文艺评论标准那里获得历史智慧。例如，孔子的“尽善尽美”“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美学思想是文艺作品内容与形式相适配的经典论断，程朱理学 “以文载道” 而又“道器不离”的创作目的论在“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卷土重来时值得重新审视，《礼记》中追求“音声相和”的主张如“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对于今天 “唯美主义”的“缺钙”作品也是一种警示等等。

启示二，关于“普及与提高”的现实意义。《讲话》指出了“权”的针对性、临时性的任务是“普及”，因为工农兵“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但是《讲话》的精神如前所述在于“提高目的论”而不是“普及目的论”。可时至今日，我国的工农兵“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的历史早已过去，在互联网和多媒体时代，人民群众早已对一些高雅艺术具备了欣赏的文化储备和接受的物质条件，如果再以单纯的“喜闻乐见”作品低就观众而不是“提升培养”受众，那只能败坏老百姓的胃口，更不能以“普及”之名，行“三俗”之实。人的主体地位建设需要创作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文艺作品，不能让位于只有娱乐性、缺乏思想性的文艺作品来完成。一些所谓的“喜闻乐见”的“普及”作品迎合部分受众的低级趣味，麻痹大众进取的生活态度，挤压艺术的精神性审美，带来消极影响。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把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适应需求与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只有处理好这“两个结合” 才能处理好“育”与“娱”的关系 ，也才能辩证做好“普及与提高”工作。

启示三，用经权思想审视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新倾向。自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出现了新倾向，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讲话》精神一脉相承，不仅用辩证的文艺理论“经”的思想加以剖析，更运用具有灵活性、针对性的“权”的思想对当下特别突出的食洋不化、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三种倾向加以匡正。

首先，就食洋不化的文艺创作倾向而言。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八面来风的文艺思潮，习近平在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的“经”的思想的同时，又以清醒的“权”的辩证法即坚持文化自信的立场来匡正那些“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 ”的创作思潮。曾几何时，一些艺术作品在国外获得了某一奖项，便“出口转内销”大吹特吹，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文艺战线一些领域甚至出现文化自卑而不自信、文化迷茫而不自觉的思潮。习近平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与早在1941年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的论述一脉相承又具有深刻的现实针对性。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可以说，文化自信就是医治文艺创作与批评食洋不化的根本良方，惟其如此，才能辩证地实现“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次，就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倾向而言。习近平坚持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一“经”的思想，又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权”的辩证法。自改革开放以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一些领域被误读为建设市场社会，文艺评论标准单纯地突出利润标准。一些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充当市场的奴隶，沾满铜臭气的见利忘义之作时有问世，文艺评论标准也出现了电影唯票房、电视剧唯收视率、出版物唯码洋、网络唯点击率等等“唯利”诸象。习近平在毛泽东《讲话》发表72年后，在北京主持了文艺座谈会，并“有经有权”指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在这里，“最好”之意就是“权”的思想，即如果一时实在在市场上不受欢迎，只要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这也是一种无可争辩的成功。文艺发展历史上此类经验甚多，例如，陶渊明的诗歌、曹雪芹的小说、梵高的绘画作品等等，最初都鲜有问津、更无市场，但谁也不能否认此类作品在文学、美术史上的高峰地位。 “计利当计天下利 ，求名应求万世名”，只有靠文化把人的素质化高、靠艺术把人的境界养高，高素质、高境界的人才能保证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惟其如此，才能在现阶段有效消除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目光短浅、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不良倾向。

第三，就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的倾向而言。毛泽东同志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大众的文化”观点，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称为“立场问题”，并被列为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明确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可以说，“为什么人”的问题统领了毛泽东思想整个文艺观。 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与马克思主义人民性一脉相承。尤其在历史虚无主义盛行当下，强调人民英雄主义尤为紧迫。历史虚无主义盛行原因有很多种，其中主要的原因一是将个人际遇说成了历史的必然。这些作品“咀嚼身边的小悲欢，并将这小悲欢当大世界”，一些远离现时代的作品吟唱个人小夜曲而没有群体的大合唱，在“轻时代”的故事中看不出因时代而造成的剧中人悲喜。原因之二是忽视人民英雄史观，在一些所谓“架空剧”的作品中宣扬个人英雄主义，把“历史的合力”单纯化为英雄的一臂之力， 把历史的矛盾推动历史的发展说成是因个人的喜好而改变历史的必然方向。受众无法在这些重大历史题材中触碰到历史智慧，更找不到历史规律，而造就了对历史盲目的文艺接受者。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⑩。 他反复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离开人民的阅读、人民的收听、人民的观看，文艺作品就没有了欣赏的对象、评鉴的主体、检验的尺度。一句话，离开了人民，文艺作品就没有价值和意义。

总之，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八十周年之际，重温这篇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著作，其中丰富内涵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与批评仍然具有指导意义。《讲话》中的理论主张“有经有权”值得深入考索，也可以一脉相承成为今天抵制各种文艺创作不良倾向的理论武器，其“经权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哲理思辨的新境界。

作者张金尧，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秘书长。

【本文系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文艺评论的理论基础和前沿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1ZD02）的研究成果】

①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第269页。

②钱锺书: 《管锥编》第 1 册，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 395 页。

③（德）马克思，（德）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0，第257页。

④（德）马克思，（德）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0，第586页。

⑤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有“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句。

⑥（德）马克思，（德）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0，第385页。

⑦（德）马克思，（德）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0，第584页。

⑧王齐洲.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三期，第151页。

⑨胡乔木.回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J].中华魂，2006年第五期，第50页。

⑩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