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场中，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积累了应对舆论危机的丰富经验，也探索出构建大外宣格局的创新道路。在众多的战略方向中，如何统筹运用跨国互联网平台，如何创新建设自主可控平台，成为系统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抓手。这一可以被称为“深度平台化”的战略方向，亟需在理念和理论上进行澄清，从而避免对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跨国互联网平台的工具化认知，进而再次陷入传受关系的简单二元论。一般来说，深度平台化包含深度嵌入跨国互联网平台和深度融合构建自主可控平台两个方面。

深度嵌入跨国互联网平台的自主性逻辑

理解深度平台化这一战略方向的理念前提是将跨国互联网平台视为国际传播的基础设施或媒介生态。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跨国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一个自主和智能的商业化传播生态。这一生态诞生于传统媒体的传播系统之外，是基于高速连接和信息计算的增量性传播空间。这一增量空间的出现，一方面全面拓展或者说压缩了人类社会的传播时空，另一方面反向重组了以传统媒体为代表的传播结构。跨国互联网平台服务信息供需的多边性和多变性亦成为国际舆论格局呈现出流动性危机的内在机制。因此，在互联网平台成为国际传播主战场的当下，如何摆脱传统的工具化思路，尤其是克服将平台视作渠道的狭隘理念，进而从“深度嵌入”这一角度出发，系统研究跨国互联网平台驱动国际传播变革的技术、商业和政治机理，应成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点。

“深度嵌入”包含三个维度：首先是深度嵌入跨国互联网平台的技术逻辑，这一逻辑以数据、计算和控制为特征，目的是精准维护用户生态的稳定性；其次是深度嵌入跨国互联网平台的商业逻辑，这一逻辑以数据流量的货币化为特征，目的是保证经济模式的可持续和平台垄断的稳定性；再次是深度嵌入跨国互联网平台的政治逻辑，这一逻辑以去极端化为特征，目的是在保证用户多样和声音多元的同时，不产生挑战平台地位的伦理争议。基于此，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充分内化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网络游戏等跨国互联网平台的技术逻辑和相应的传播机理，成为平台的积极使用者；需要探索对接各类跨国互联网平台的商业模式，以客户思维构建与平台的商业合作关系，实现产品和流量出海；需要借力各类跨国互联网平台的保守性政治底色，推动国际尤其是涉华极端言论的自动化过滤，形成与平台内政治生态的积极互动。

深度融合与自主可控的国际传播平台建设

既然跨国互联网平台呈现出较强的生态性和自主性，那么在深度嵌入这一国际传播新型基础设施的同时，我国也需要在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基础上，构建自主可控的国际传播创新平台，进而形成与跨国互联网平台的协作乃至互补关系，而不是简单的替代与对冲关系。后者往往是平台地缘政治框架下的零和逻辑产物。

就当下可以动用的传播资源而言，至少有两种类型的平台可以考虑进行建设：

首先是深度融合的智能媒体平台，即依托媒体融合进程而打造的新型主流媒体矩阵。在平台化的国际传播格局中，此类媒体平台的角色是有关中国和国际事务的权威内容补给站，拥有着专业媒体的信源优势和组织化的生产力。因此，主流媒体国际传播的平台化建设不能按照跨国商业平台的思路做终端，进而尝试提升自身的流通权力，反而需要再造自身在跨国网络传播的供需关系中的信息或内容的供给侧优势。这一点往往在渠道霸权的流行意识中被忽略。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提升新型主流媒体针对不同区域、国别、群体、个人以及不同跨国网络平台的智能化内容生产能力，以及相应的国际关系专业知识和跨文化传播素养。

其次是孵化以国际公共性为内核，拥有全球在地化发展潜能的非商业跨国互联网平台。目前，出海成功的源自中国的跨国平台大多为私营商业平台，其全球化的成功学和其他源自欧美的各类平台并无二致，大多为技术与商业的有效结合，而这两类平台企业或平台系统的对立也仅仅是商业竞争或地缘博弈的结果。那么，除此之外，能否依托中国庞大的互联网用户及其数据资源，以及以普遍服务为导向的建设经验，培养和孵化以非商业为目的的国际公共互联网服务平台，不仅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问题，也是国际互联网平台化发展的前途问题。在这里，中国实践和中国智慧将呈现出与国际社会的公共性导向的互构关系。就当下而言，这类新兴平台的建设方向可以包含新闻聚合、人际交往、生活服务、知识共享、大众娱乐等；与此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这类新型跨国互联网平台的经济结构，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建共享的合作模式，才能有效对接复杂多样的国际社会的传播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支撑的跨国互联网平台上，国际传播正在日益融入一个由平台主导的数字经济和信息传播新生态。如何以积极的姿态嵌入这一技术、商业和政治逻辑，从而实现国际传播的借力效应；如何夯实自主可控媒体平台的内容优势，提升其与跨国平台的精准对接能力；如何尝试走出平台资本主义框架，孵化更具国际公共性的另类跨国互联网服务平台，以上三方面的深度平台化追问也许可以构成探求国际传播规律、创新国际传播理论的切入点，进而推动“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