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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命题是中国特色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蓬勃生命力的理论资源。对于现今的文艺批评，美学命题可以充分发挥其价值尺度的功能。文艺批评不应该是随意褒贬，而应有正确、深厚的美学理论作为基础和标准，很多命题在其中能够起到切中要害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基本内涵作出这样的论述：“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这三个“讲求”，其实也是在传统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命题。无论是对中国美学史的学术研究，对中国特色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还是对当代的文艺批评，命题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美学命题：基于范畴的提升与转换

从自觉的意义上来讲，命题研究是近年来才兴起的话题。这并不是说之前没有命题研究，关于命题的个案、命题与范畴在中国美学发展中的功能、古代文论命题等，都有相关成果问世。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美学研究的现状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从具体的学科角度扎实推进，命题研究的重要意义就凸显了出来。

与命题关联最为密切的是范畴。改革开放以来的美学领域，范畴研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学者在范畴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无论是文论还是美学，范畴研究都相当深入且进入体系化的层面。如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就是以“志”“情”“象”“境”“神”这五个重要范畴作为整个体系建构的支点。难以计数的关于范畴研究的论文，见诸各种学术刊物。如蔡锺翔《美在自然》、袁济喜《和：审美理想之维》成为中国美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汪涌豪《范畴论》《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等著作，是范畴研究之研究，也是范畴研究的本体论研究成果。美学范畴的相关研究古已有之，如意境、意象、味、气韵、赋比兴、形神、虚实、势、冲淡，等等。

谈命题问题为什么要谈范畴？因为命题与范畴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很多范畴研究的成果是与命题重合在一起的。郁沅《心物感应与情景交融》谈到两个命题，其中包含了心和物、情和景这两对范畴，“心物感应”和“情景交融”这两个命题是由范畴“生长”出来的。成复旺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辞典》中有为数众多的美学命题，如“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大象无形”“知人论世”“境生于象外”“不是此诗，恰是此诗”“目击道存”“澄怀味象”“收视反听”“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迁想妙得”“不平则鸣”“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意存笔先，画尽意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气韵非师”“胸有成竹”“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舍筏登岸”“大巧若拙”“宁拙毋巧”“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咫尺有万里之势”，等等。所举这些，都是典型的命题而非范畴。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一是如前所述，命题中包含着范畴或由范畴扩展而来；二是当时的美学研究以范畴为主要范式，却将很多命题也视为范畴了。韩林德所著中国美学研究著作《境生象外》，就以“华夏美学的主要范畴、命题和论说”为首章，并指出：“在中国古典美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代代美学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在探索审美和艺术活动的一般规律时，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系列范畴和命题，如道、气、象、神、妙、逸、意、和、味、赋比兴、意象、意境、境界、神思、妙悟、一画、法度、美与善、礼和乐、文与质、有与无、虚与实、形与神、情与景、言与意、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立象尽意、得意忘象、涤除玄鉴、澄怀味象、传神写照、迁想妙得、气韵生动，等等。这些范畴和命题，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彼此形成一种关系结构，共同建构起中国古典美学的宏大理论体系。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古典美学史，也就是上述一系列范畴、命题的形成、发展和转化的历史。”从这里可以看出，韩林德对范畴与命题有了较为明确的区分。

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在《文艺争鸣》上发表的《“命题”的意义——浅说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的某些“命题”》一文提出：“中西文化的表述方式或常有不同，而这些特殊的表现形式往往包含在‘命题’（proposition)表述之中，从中西文化命题表现的不同，或可有益于我们对两种文化的某些特点有所了解。”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这部“龙学”名著，多是从命题研究入手的。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关于魏晋南北朝美学部分，都是以命题如“得意忘象”“声无哀乐”“传神写照”“澄怀味象”“气韵生动”为节目的。成复旺《神与物游：中国传统审美之路》一书，也是关于美学命题的个案研究的名著。吴建民专著《中国古代文论命题研究》，从本体的意义上对古代文论的命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由此可知，范畴是命题的基础，是构成命题的基本要素，命题则是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思想表述。所谓“命题”，通常指具有判断性的短语或短句。范畴则往往是一个单词或复合词，如感兴、意象、味、中和、法度、本色、逸等。从语言学的意义上讲，命题不同于一个单词或并列性的复合词，而是一个有意义的短语，在这个短语内部，已经有了相对复杂的语法关系。命题可以更为明确地表达主体的美学观念，成为美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标志性元素。很多命题可以代表某位思想家、文艺家的美学观念的核心内容，如蔡邕的“书肇自然”，嵇康的“声无哀乐”，宗炳的“澄怀味象”，顾恺之的“传神写照”“迁想妙得”，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韩愈的“不平则鸣”，刘禹锡的“境生于象外”，梅尧臣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吕本中的“学诗当识活法”，严羽的“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袁宏道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笪重光的“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王夫之的“经生之理，不关诗理”，叶燮的“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王国维的“词以境界为上”，等等。我们通过这些命题，可以明晰地了解命题提出者的核心美学思想观念。

美学命题的三个特性

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表达方式，命题至少有三个特点：客观性、意向性、自明性。

客观性，即它的有效性。如果所言不实，没有客观内涵，那么这种命题可以视为“伪命题”。作为判断句的命题，客观性是其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品格。

与客观性相联系而又不可缺少的是命题的意向性，或者称之为价值取向性，也就是主体通过命题明确表述自己的思想观点。没有自己观点的命题，算不上什么命题，至少是没什么价值的命题。想一想，中国的美学命题，是不是都包含着主体的思想观点呢？应该说是的。如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认为美的意思首要在于内容充实，对美的概念，观点是非常明确的。荀子讲的“虚壹而静”，王元化的阐释是：倘要以心知道，那么就必须由臧而虚，由异而壹，由动而静。玄学家王弼提出的“得意忘言”，主张超越语言的束缚而获得本体意义。杜甫的“咫尺应须论万里”，认为绘画应在尺幅之间表现出阔大的境界。这些命题都提出了明确的美学观点，与范畴相比，命题的特点从内涵上说，正是在于它的意向性或价值取向性。

美学命题还有一个特点，即它的自明性。简洁明快，意义显豁，这是中国美学命题的突出特征。西方的美学命题，因其以思想家的哲学体系为背景，对它的理解，往往要通过思辨和逻辑推论方能把握其基本内涵。而中国自古以来的美学命题，是以其自明性为鲜明特征的。在简明扼要的语言中，已将主体的意向呈现于人了。如“知人论世”“以形写神”“神用象通”“意在笔先”“陈言务去”等，使人可以直接理解其意向所在。

呼唤中国美学的时代风貌

命题有深刻的逻辑学基础，命题研究可以从逻辑学的维度进行，而在美学领域，命题又具有美学学科的特点，应主要从美学理论的路径上进行研究和提升。对于中国美学命题的系统化研究，目前有这几方面的工作要做。

一是关于命题的本体研究。何为“本体”？就是“是什么”的问题。这个当然不能预先设定，而要在美学命题的大量案例中进行分析，最后确立出它的理论模型。命题是一种什么样的样态？命题的基本构成及其构成范式，命题与范畴的联系与区别，等等，都属于本体研究。从语言表述特点来看，美学命题大致可以分为“直述式”和“象喻式”。前者是直接表述的判断句，如“诗言志”“以形写神”“文从字顺”之类；后者则是以形象的比拟来表达美学观点，如“水停以鉴，火静而朗”“舍筏登岸”“鸢飞鱼跃”“成竹在胸”之类。

二是美学命题的功能研究，也就是“做什么”的问题。在中国美学的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美学命题起了什么作用？目前来看，主要有运思功能、对话功能和实践功能这三个方面。所谓“运思功能”，是以命题作为学术运思的核心要素进行理论思考，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审美观点。如苏轼在评王维画作时提出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命题，从而表述其文人画应内蕴诗性内涵的观念。所谓“对话功能”，指论者以命题作为自己的核心观点，与直接或间接的对象进行对话，从而使自己的观点与逻辑更为鲜明突出，也更能在美学思想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如魏晋时期玄学家王弼提出了“圣人有情”的命题，这是针对另一位著名玄学家何晏提出的“圣人无喜怒哀乐”的命题而进行的对话与讨论，从而广泛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理论的“重情”倾向。所谓“实践功能”，是指美学命题作为尺度，在文艺批评实践中的现实有效性。唐代诗人白居易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重要命题，概括了他对文学本质的基本认识。再如宋代诗论家严羽以“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的诗歌美学命题，系统批评宋诗中存在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倾向。

在当下的文艺批评实践中，命题的实践功能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与发挥。中国的美学命题，大多是经过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艺理论史的检验与积淀的经典性命题，它们对一些普遍性的文艺现象及审美现实，具有深刻的透视作用，同时具有思辨的高度与抽象的深度，对于一些负面的审美现象，也具有强烈的针砭效应。凭借这些美学命题，可以在当下的文艺批评和美学建构中产生更为鲜明、更为透辟的思想冲击力。

三是美学命题的经典化过程研究。中国的美学命题，在其发生阶段，未必是有意为之的，很多时候是在古代作家或艺术家的对话、作品批评乃至书信、序跋中存在的，随着后来人们的不断使用，形成了大家公认的命题。如唐代画家张璪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命题，就是他在回答友人毕宏的问题时谈到的，后来成为颇具美学理论含量的命题。当然，也有很多命题出自理论家的有意提倡。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赞语中所说的“神用象通，情变所孕”，《文心雕龙·物色》篇赞语中所说的“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等，都是理论家的思想凝结。无论是“有意栽花”，还是“无心插柳”，都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

从范式转换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美学命题研究，或可使目前这种同质化的研究现状有所突破。注入当代的思想动力，从研究方法上有所更新，或可使现有的理论资源得到系统化整合，进而呼唤与展现中国美学领域的时代风貌。

（作者：张晶，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美学命题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中国传媒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