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式现代化与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首先要讨论中国式现代化与国际传播之间的关系，确定两者的各自内涵，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确定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到底需要遵循什么样的理念、选择什么样的路径、着眼于什么样的目标，才能既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又能游刃有余于国际传播。

国际传播是“中国版中国故事”与“西方版中国故事”的竞争

在国际话语权的意义上就中国故事的讲述而言，国际传播是“中国版中国故事”与“西方版中国故事”的竞争。长期以来，“西方版中国故事”占据着国际传播的主导地位，在国际舆论中发挥着强大影响力，从“满大人”到“中国龙”，中国形象基本上是由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媒体来定义的。对于“中国怎么样”“中国共产党怎么样”之类的本土性问题，中国媒体说了不算，西方媒体说了才算，“中国版中国故事”讲了不可信，“西方版中国故事”讲了才可信。因此，国际传播中的讲故事是一种定义权，这种权力将“他者”与“我者”分开，将“他者”按照自己的框架和结构来定义其传播形象。“西方版中国故事”定义中国以及中国形象的权力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自身的“硬实力”。其在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地位、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在全球军事中的领先地位，能够为自己的媒体机构的国际传播进行国家背书。这种背书分为无形和有形两个方面，无形的方面是指发达国家的媒体机构与国家实力的同构性，在国际传播中顺理成章地占据了高阶位置；有形的方面是指发达国家的媒体机构和新闻记者可以在西方政治军事行动时，获得进入其他国家的优先权，在信息采集与传播方面获得首发权。

溯至帝国殖民时期，西方国家的媒体机构曾依据国家实力进行“信息领地”的地理划分。1870年，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和德国沃尔夫社三方签订“联环同盟协定”；美国此时处于实力上升期，纽约新闻联合社也参加了该协定，又称“三社四边协定”。以此，世界被划分为四大信息势力范围，每家通讯社负责其势力范围内的新闻采访与发布，然后互换新闻。几乎与殖民地势力范围相同，老牌帝国和新兴美国共同分割了“信息领地”。这种做法虽然伴随国家实力变化和国际政治变革没有重现，但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出兵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时，西方媒体依然具有伴随优势并定义被入侵国家的形象。

其次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媒体自身的强大及其新闻生产能力。在全球媒体实力排行榜上，前五十名跨国传媒集团中，绝大多数来自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母国是美国的传媒集团占据了半数以上。西方媒体的信息传播在世界上也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特别是美国媒体。即使到了平台媒体时代，依然如此，除了来自中国的个别平台型传播机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平台型传播机构都来自美国。

此种局面的形成并非始自今日，在二战之后不结盟国家发起“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时，就是因为发现了全球信息传播存在着严重不平衡，信息传播平台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绝大多数国家被迫接受中心国家信息，不得不通过其传播的信息理解对方乃至自身。信息传播在实际状态上延续了殖民主义时期的依附与主导关系，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定义其他国家形象的话语权力，不结盟国家追求世界和平正义以及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要么被国际新闻界低调处理，要么被误读和诋毁。

再次，就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具有强大的知识生产能力。这是西方国家及其媒体拥有定义权的最根本来源。了解和理解中国的概念和知识体系，一方面来自“西方汉学家”，其对中国的解释影响着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解释；另一方面来自其他学科的学术概念与理论生产。不管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还是“中国新殖民主义”“新版马歇尔计划”等各种“唱衰中国”和“唱歪中国”的不实论调，不仅是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的报道，更是西方学术界不断推陈出新的概念与理论生产，为解读和阐释“中国怎么样”“中国共产党怎么样”“中国向何处去”提供了绵延不断的新话语体系。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不能期待“西方版中国故事”会有迅速转变，而是应该着力推动“中国版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向世界更多地传播中国，让世界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国与理解中国。我们进行国际传播的基本诉求是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了解而不误解中国，正视而

臆测中国，平复中国在实践层面与象征层面、“西方版中国故事”和“中国版中国故事”之间的中国国际形象和国际话语权上的落差。

中国式现代化与国际传播的“中国版中国故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国际传播的意义上讲，中国式现代化让“中国版中国故事”具有了纲领性框架，引领“中国版中国故事”的内容整合和概念逻辑。当然，中国式现代化也为“中国版中国故事”提供了新的讲述内容，赋予“中国版中国故事”更多含义与意义，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基本指导。

中国式现代化给予国际传播的“中国版中国故事”纲领性框架。不同于结构性框架，纲领性框架是给“中国版中国故事”提供了具有引领性质的终极方向，以此来设计其中需要的基本架构与内容安排。戈夫曼脉络下的框架理论认为，“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笔者曾经讨论过基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方面的考量，构建起中国国际传播的象征框架，可以使得“中国版中国故事”在国际传播场域运用更多象征，从而有效指代中国现实，针对中国内部现实和外部传播环境提炼出中国作为“全球经济贡献者”“国际政治合作者”“文化多元支持者”“社会治理创新者”和“生态文明推动者”五重象征元素，形成一个具有国际社会“通约性”的符号体系，建构起中国国际传播的“一体”象征框架。[1]现在看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统合式概念，可以更清晰地表达在“中国版中国故事”意义上的中国国际传播的象征框架，因此，它是一个纲领性框架。

中国式现代化丰盈国际传播的“中国版中国故事”讲述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些论断及其相关论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版中国故事”的内容讲述视野和思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方面相当于为“中国版中国故事”划定了五个内容池子，并且其中包含了思想路径和论辩原理。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国际传播的“中国版中国故事”全新意义。不管是国家战略意义上的“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还是学术讨论意义上的在国际传播中讲好“中国版中国故事”，都是中国现实在国际传播场域中的意义输出。讲故事最终不可避免地要寻找意义、讲述意义和探讨意义。“中国版中国故事”要向国际社会讲述我们“何以中国”以及“中国为何”，我们的行动与道路之意义在哪里。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从1970年代与中国关系走向正常化开始，美国就在幻想通过美国力量的影响，扩大中国的开放，使中国最终被纳入美国政治轨道中。事实证明，这只是“美国的想象”，中国的发展走出了一条与美国不同的道路，并因此而壮大起来，但造成了美国的不适以及不适应。[2]在中美交往中，美国从来都是在构想美国如何影响中国，而没有构想中国如何影响美国。“西方第一中国通”费正清先生早就指出：“在我们继续塑造我们自己在中美关系中的形象时，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我们的想法总是偏袒自己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生活极愿由自己来满足自己，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改变那种状况。”[3]我们需要向国际社会讲述自身行为的合法性与意义，讲述为什么这个世界不需要也没必要必须走同一条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让“中国版中国故事”具有了典型意义，并让整个国际社会看到国家发展并不止于一条道路。

整体而言，从国际传播的角度出发，“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为国际传播的“中国版中国故事”注入了新内容、新意义、新目标，在与“西方版中国故事”的竞争中有了新坐标、新框架、新指引。

中国式现代化与国际传播人才培养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上，从让“中国版中国故事”与“西方版中国故事”更有竞争力的角度出发，中国式现代化对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要求，根据不同的人才层次，至少分为知识生产与故事生产两个方面。

在知识生产层面上，我们要具有描述自身的定义权，打造能够涵纳社会现实的概念，建构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理论体系。从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来讲，这主要是博士研究生要努力去完成的任务。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意义来说，这属于建构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组成部分。建构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是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需要，是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理解中国的需要，也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解释中国的需要。对此，当然不能只是集中在新闻传播学这个一级学科，甚至不能只是集中在某个学科门类上，而是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等诸多学科门类上。反观西方发达社会，特别美国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泛布在各个学科，所谓汉学只是其中一支学术力量，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上都活跃着知识生产队伍。“自从与中国第一次直接接触以来，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一种长期的、持久的志向，即企图制定出一套无所不包的观点、理论和范式，用以解释与西方相对应的中国的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宗教、思想和人民的浩瀚知识。”[4]

从最根本的意义来讲，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定义权和解释权，都来自知识生产所建构的一整套概念和理论体系。我们定义和解释中国，需要更多类似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有本土性和解释力的概念，既能概纳自身，又能为世界所理解。从知识竞争的角度讲，中国知识与西方知识，或者中国知识与美国知识、英国知识、法国知识等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在空间意义下都是地方性知识。但如果放眼世界，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之所以几乎可以被称为全球性知识，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看，主要是因为地方性知识的生产能力不足，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解释了其他地方。所以，不被定义和具有话语权的前提是，中国需要有足够强大的知识生产能力，将包括中国式现代化在内的概念及其内涵概纳清楚和解释清楚。

在故事生产层面，我们需要有说服世界的叙事，需要有足够打动人心、同频共情的各种文本来与世界对话。不管是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还是一个广告、一个短视频，不管是文字叙事，还是视频叙事，在与外部世界的对话中，至少不被排斥、不被摒弃、不被归为异类。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描述的五个方面，每个方面都有充沛的故事可去挖掘。从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讲，这些任务在校园内部，主要集中在硕士研究生与本科生层面。他们去了解和理解形而上的知识生产特别是其中的理论生产，但更重要的是具有形而下的以故事阐释中国的实践能力。自2020年全国研究生教育大会之后，研究生教育发生结构性变革，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比例在“十四五”结束要达到研究生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与我们原来理解的“研究生”主要是“搞研究”逐渐相去甚远，因为“搞研究”是博士研究生的主要任务，硕士研究生的主要任务已经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伴随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迅速增长，研究生的整体生态正在改变，以科教融合培养学术学位研究生和产教融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正全面落实在研究生培养体系中。

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可以理解为在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上，分类培养、分别成才，将会更好地将形而上的理论生产与形而下的叙事实践结合起来，更有力度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当然，这依然不能局限在新闻传播这个学科领域，而是需要其他学科共同来承担任务。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在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上，一方面，在二级学科传播学下设置了国际传播白杨博士班、学硕班、专硕班；另一方面，继续加强本来就有的国际新闻传播硕士班的培养力度。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传媒大学是全国最早一批语种较全的非通用语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基地，现已形成以英语、非通用语、翻译、影视译制等20多个专业为支撑的多语种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矩阵，几十年来为中央级媒体培养了大量的驻外记者、外语播音员，为外交部培养了大批的外交官和翻译人才。未来，中国传媒大学将在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方面推出更多举措。

结  语

以上讨论主要局限在校园之内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事实上，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远不止于此，但不论是校园内外，对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都需要从知识生产与故事生产两个方面去着手，将形而上与形而下有效结合，一方面让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让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推动力，让“中国版中国故事”有效矫正“西方版中国故事”的缺憾、缺陷及谬误，国际舆论不被某一方意见所垄断，从而促成健康平衡的国际传播局面。

参考文献：

[1]任孟山，陈强.“五位一体”与“中国版中国故事”：中国国际传播的象征框架[J].现代出版，2022(03):21-29.

[2]任孟山.新世纪美国地缘政治心理学：“美国总是第一”在走向历史的终结——评《中国赢了吗——中国对美国优先的挑战》[J].当代中国与世界，2021(01):118-124.

[3]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434.

[4]顾明栋. 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中的认识论意识形态[J].新华文摘，2010(22).87-93.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