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导引学术流向，开拓学术空间

作为文学研究界的“旗舰”，“文评”一直对文学研究起着导向、引领的作用。回望数十年来中国文学界的学术发展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文评发表的文章都是在“导夫先路”。这当然也是文评的地位所决定的，同时，也要编辑老师们的眼光和担当意识。

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把研究视野投向辽金元诗学研究，花了数年的笨功夫，在图书馆查资料、抄卡片，先是对诸多诗人进行个案性研究，陆续发表了数十篇辽金元诗人和作品的研究论文，主要见于《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社会科学辑刊》、《学术月刊》、《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后来就考虑建构辽金诗歌发展史的框架。经过多年的思考耕耘，写出了《辽金诗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辽金元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两部专著。辽金文学本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小邦”、“偏师”，研究者少，其目光也主要是围绕着元好问等几位作家，缺少整体性的文学史思考。我在进入这个领域之后，思考这段文学发展的特征，包括诗歌的审美思潮和发展阶段，并非是以一般的文学史眼光进行的，而是从辽金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及与中原汉文化关系的角度加以考察，所以在辽金文学的研究中，蕴含着自觉的方法论意识。我的辽金元诗学研究对古代文学领域里，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也获得了学界同仁们的高度认可。后来在本世纪初，由我联络、组织成立了中国辽金文学学会，聚集了海内外一批有志于辽金元文学研究的学者，这个领域得到了相当大的拓展。在1992年，我将关于金诗发展的整体性认识，也可以认为是《辽金诗史》金诗部分的框架，写成了一篇很长的论文《论金诗的历史进程》，投给了《文学评论》。很快得到了胡明老师的首肯，同时也提出了相关的修改意见。该文发表在《文学评论》1993年3期。这篇文章，针对文学史的一种流行看法，即：金与南宋诗词是在不同地区具有同一时代特色的产物，只是具有内容的差异。认为金诗不过是宋诗的分蘖，缺少属于自己的特点。在我看来金诗与宋诗固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金代诗人、诗论家们也常以宋代诗学的一些问题作为话题，北宋一些诗人如苏轼、黄庭坚对金诗坛也确有重要影响，但这不足以论证金诗没有自己的特色、而只是宋诗的延续或附庸。金诗与宋诗，有着不同的文化心理作为各自的土壤，金诗的发展在几方面的合力的作用下，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文学的独特轨迹。这种基本认识，在新时期的辽金文学研究中，是有代表性意义的。对于辽金元文学研究，起到了“张目”的作用。《文学评论》发表此文，大概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吧。

从美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进行独特的观察与思考，从而得出与一般流行的理论不同的看法，是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以来在学术研究方面逐渐形成的特色。在这方面，我得到了“文评”的编辑老师们的支持，从而也在学界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1998年，我受著名作家王充閭先生之邀，为他编选的《诗性智慧——古代哲理诗》作序，引发了我对诗中之理的价值思考。当时我还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博士学位，师从文学批评史的大家顾易生先生。在复旦南区的那间斗室中，深夜无眠，苦思移时，形成自己不同于“形象思维”倡导者、俄国著名民主主义思想家别林斯基的认识。我在这篇书序写完之后，又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纵深的开掘，写成了《论中国古典诗歌中“理”的审美化存在》一文，系统阐述了我对诗中之理存在价值及存在方式的观点。这篇文章，寄给《文学评论》编辑部，受到刊物的重视，发表在2000年2期上。是年，我恰好从辽宁师范大学调转到北京广播学院（即今之中国传媒大学）任教，我又以这篇文章的题目，作为到北京广播学院工作后的第一部著作的书名。2001年3月，我被增补为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文艺美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同时，又主持文艺学专业的建设。这样，对自己的研究又进一步坚定了方法论上的美学取向。同年，写成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审美回忆》的文章，将“回忆”从心理学的学科范围，拉到哲学美学方面进行考察，分析其在创作中的审美意义，并系统地建构了中国古典诗词中回忆的存在形态，并揭示回忆在诗词的审美创造性质，这篇文章被《文学评论》发表在2001年5期。文章发表后获得广泛好评。文章获得了《文学评论》编辑部颁发的“《文学评论》1997—2002年优秀论文奖”和国家广电总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4年，我在对晚唐五代词的阅读中，感受到了诸多篇什中的装饰化审美效果，于是进行全面的研究，写成了《晚唐五代词的装饰性审美特征》一文，很快被“文评”接受，发表在《文学评论》2005年3期上。

我在这些年来的古代文论研究中，注重从哲学角度切入，对于玄学、佛学、理学等中国哲学史的背景，下过不少的功夫。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与胡明老师的一次闲谈。记得好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江西修水举办的黄庭坚学术研讨会上，休会时我和胡明老师找了一条小船，在修江上泛舟。胡明老师说，将来在文学研究上有突破的，很可能是搞哲学的而未必是搞文学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话对我影响甚深，之后若干年内我在哲学史上下了很多功夫，现在也一直保持着读哲学书的爱好和习惯。我从 80年代研究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从他的方法论“以禅喻诗”入手，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习佛学和禅理，并以其考察唐宋诗的一些禅学内涵，写成了专著《禅与唐宋诗学》，200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其数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写成了《禅与唐宋诗人心态》一文，投给了“文评”，发表在《文学评论》1997年3期上面。2004年，我写了《广远与精微——中国古代诗学的一对辩证命题》，看起来哲学色彩并不十分浓厚，但其间渗透着很深的哲学意味。这篇文章被“文评”接受，发表在2004年4期上。2012年，我从古代诗学的大量关于“偶然”的材料中提炼出“偶然”的范畴，并对其进行了哲学的美学的分析，写成了《中国古代诗学中“偶然”论的审美价值意义》一文，寄给了“文评”，并在2013年4期上发表出来。责任编辑是王秀臣博士。这类文章，都有较深的哲学背景，但同时又是从中国诗学的实际出发，并不是牵强附会的产物，因而，得到“文评”编辑老师的赞赏，并得以在“文评”面世。

20世纪的后现代文化、视觉文化、审美文化等学术话语，对中国学术界有相当广泛的影响。我在治学的过程中，也以理性的眼光来了解、把握相关理论。在视觉文化研究中，“图像”是一个特别核心的概念，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图像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存在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我从价值论的角度，对图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正面和负面对图像进行了学理性的分析，写出了《图像的审美价值考察》一文，在《文学评论》2006年4期上发表了。责编是年轻的编辑吴子林博士。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学界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的。在2008年，我写出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审美空间》一文，发表在也即是以西方的空间理论来透视中国古代诗词，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这篇文章也被“文评”接受，并发表在2008年4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