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编辑者，良师也，诤友也

离开自己的母校，在大学里当了一名老师，尤其是后来当了教授，又担任了院系的行政领导职务，自己是一个教育者的身份，很少能听到在学术方面的批评声音。现在的学术界和高校，在面上都是“表扬与自我表扬”，诚恳的批评是少见的。对自己的学生或许时常可以在学术上指点乃至批评，而在同事中几乎听不到令人警醒的批评意见了。而真正能在学术上得到指导的，却是来自“文评”和其他刊物（如《文学遗产》）等刊物的编辑。无论是前面的陈祖美老师、胡明老师、张国星老师，还是现在的王秀臣老师、吴子林老师、何兰芳老师，无论他们是比我年长，还是比我年轻，“文评”编辑们的修改意见，对于自己的学术发展，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这么多文章，大多都是根据编辑的修改意见进行认真修改后才发表出来的。有一次到所里，国星老师拿出他正在给我的文章删节后的稿子，上面布满了国星给我删节后又添上去的逻辑“缝合”的词语，我看了之后大为感动，心中尤为敬佩这位平时相处幽默可亲、而在编文稿子时一丝不苟的学者型编辑。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倡导“中华美学精神”，对于中国美学、中国文艺传统研究是一个很大的促进。理论界很多学者研究“中华美学精神”。我应“文评”之约，写了《三个“讲求”：中华美学精神的精髓》一文。文章交给“文评”后，由何兰芳老师为责任编辑。兰芳老师我还未尝谋面，但我知道肯定是比我年轻多了。她为了文章中一个词语，打了几个电话和我订正，使我大为感动。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学评论》2016年3期上。编发《图像的审美价值考察》一文的责任编辑是吴子林老师。子林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学者，没想到他对稿子的要求也是那样严谨。为了几个文献处理，反复和我“较劲”。编发我的《中国古代诗学中“偶然”论的审美价值意义》责任编辑是王秀臣老师。他虽然年轻，在学术上却是造诣深厚，尤其是文献功夫精深。编我这篇稿子，也提了好几处修改意见。我虽然老大不小了，但在进入学术领域之初，时有草率的毛病。记得八十年代初期，我给吉林大学学报写了一篇《李白乐府因革探》的文章，给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当时的编辑徐老师，看了稿子后，用红笔在便笺上写了“文章有新见，惜乎太草，很可惜！”后来还是通知我修改。我看了这个条子，很受刺激，文章修改后还是在吉大学报上发出来了。给《文学评论》这样的权威刊物写稿，也是自己不断接受学术训练的过程。这个毛病可以说是在编辑老师们的“修改意见”中逐渐改掉的。从校门出来自己为人师，编辑的指点甚至针砭，恰恰成为自己学术道路上的老师。

记忆犹新的还有胡明老师和我的一次谈话。我的文章在“文评”和其他一些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一个阶段，开始变得急功近利，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选题和深度都有问题，文章写了数量不少，但分量不足。记得一次到所里，胡明老师和我单独谈了一会儿，指出了我的问题在于，缺少深入的研究，文章写得多，但是“平滑”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警钟”。我听了胡明老师的话，觉得震撼极大。胡明老师对我一直都像家里的兄长，蔼如春风，而这番话，正是点中了我的要害，使我警醒，令我反思，催我奋起。从那以后，我沉下心来，深入研究，又写出了能让“文评”接受的优质文章。

在“文评”这个“母校”中，我学习了三十年，从一个助教，到今天的“资深教授”，一直都没有毕业，也不想毕业。还要再学十年，二十年……

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文评”是我永远的“母校”！
                                                                 （编辑：王丹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