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心系广院 爱校如家
在左荧的心中，广播学院就是他自己的家，他爱惜珍视这里的一草一木。在他心中，广播学院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他成长，左荧心中有说不出的快乐和满足。在他的心目中，广播学院应该是一个全国广播电视人才培养的中心。因此，左荧在学院创立之初就提出了要创办“万人大学”，将广播学院打造成广播电视人的“灵魂家园”这一构想。初创的几年中，在左荧和同事们的带领下，学院最初几届学生先后入学，学院虽然不大但处处洋溢着青春的朝气。
可紧接着到来的“三年困难时期”让全国高等教育事业面临迫切调整的寒冬。1961、1962连续两年学院被要求停止招生，一批教职员工也被调整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原本热热闹闹的校园一下子冷清空荡了。正当全院师生人心惶惶的担心刚刚成立的广播学院会因此夭折之时，突然传来了国家批准广播学院重新招生的指示。原来，为了应对当时中央和地方台播音员奇缺、年龄结构断层的严重问题，左荧积极努力，各方奔走终于让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广播学院于1963年以“中文专修科”的名义让新闻系重新招收播音班学员。就这样，广播学院在左荧等的努力下起死回生了。
在国家大力发展外语教学的背景下，左荧想方设法聘请外国专家来学院任教。专家们的住所距离学院较远，他就安排车辆接送专家上下课；为了让专家们能感受到学院的热情，他一有时间就将外国教师请到自己家中，一边嘘寒问暖一边亲自下厨为他们烹饪地道的中国菜肴。一段时间过去了，昔日那些抱着“试试看”心态来到学院授课的外国教师被左荧的热情和真诚所感动纷纷将自己的真知灼见向学生们倾囊相授。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出色完成了授课任务，更成为了增进中外交流的使者。
为了打造广播电视人的“灵魂家园”，上世纪60年代之初，左荧和同事们东奔西跑，辗转考察为学校的扩建争取资金、选取新址。为此左荧精心制作了一个模型：哪里是教学楼、哪里盖宿舍楼，哪里是礼堂都被细致的确定了下来。经过反复筛选，广播学院最终将新址确定在北京市东郊定福庄原石油中专的旧址上，也就是现在中国传媒大学所在地。
正当学院的发展势头渐起，一切都朝着左荧的构想迈进的时刻，一股席卷全国的“文革”风暴于1966年来临。在这场风暴中，左荧和广播学院遭遇了灭顶之灾。“文革”期间，“四人帮”将广播学院污蔑为彭真的“黑基地”，污蔑左荧是“黑帮分子”。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左荧遭到错误“审查”和批判，学院也被勒令解散。上世纪70年代初，左荧和学校的部分员工一起被下放到河南淮阳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在那里，年过半百的左荧白天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还要接受批斗、写反省材料，这样日复一日的折磨使他的身体大不如前。可左荧并未放弃自己的理想，因为他坚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北京广播学院开始着手重新建设。受到鼓舞的左荧，顾不得身心上遭受的折磨和伤痛，一心投入到了学院的重建之中。作为恢复北京广播学院筹备领导小组的组长，左荧带领大家砌围墙、挖水沟，修整在动荡中被损毁的校园。同时他又多方奔走，重建图书馆、劝说在“文革”中离职的教师回到学院任教。在左荧的不懈努力下，复校的广播学院举办了全国在职播音员学习班，受到全国各地播音员的一致好评。可这样的努力却在“批林批孔”的浪潮下被说成“克己复礼”，左荧再次受到批判。
接连而至的批判没有动摇左荧的意志，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1974年北京广播学院终于迎来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的入学，学院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得到了初步恢复。在此之后左荧还曾设想扩展学院的人才培养结构，以更好地为报社、通讯社输送人才。为此他曾和新华社副社长邓岗、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等同志共商新闻人才培养的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些设想未能付诸实践。1974年冬，因工作调动，左荧离开了北京广播学院调任中国唱片社社长。